刘振声在灵堂前重新立了块牌位，上面没写“陈真之灵”，只刻着“中华好男儿”五个字。供桌上摆着陈真生前用的那根檀木短棍，棍身上的指痕被摩挲得发亮。
而此时的虹口道场，正弥漫着另一种恐慌。铃木宽躺在榻榻米上，断了的肋骨让他连呼吸都疼。那个穿西装的英国人站在窗边，看着外面聚集的中国人，脸色阴沉得像要下雨。“领事馆的人怎么说？”
“他们说陈真必须死，”翻译官战战兢兢地回答，“可现在……”
“废物！”英国人猛地转身，银质怀表在手里摔得作响，“连个死人都摆不平，还想在上海做生意？”
铃木宽咳出一口血沫：“那陈真……太能打了。他好像不怕疼，打他十拳，他只要一拳，就能把人打趴下。”
“我不管他能打多少拳，”英国人的声音冷得像冰，“明天一早，我要看到精武门被查封，所有跟陈真有关系的人，都得死！”
但他没能等到明天。深夜，一个黑影撬开道场的后门，手里提着桶煤油。火光冲天时，铃木宽正做着噩梦，梦见陈真带着满身血污站在他床前，那双眼亮得像淬了火的刀。等他被浓烟呛醒，整个道场已经烧得只剩框架，那些挂在墙上的武士刀，在火里扭曲成奇怪的形状。
放火的是黄包车夫阿福。他把车停在街角，看着火光映红半边天，忽然对着精武门的方向跪下，磕了三个响头。“陈真兄弟，我替你烧了他们的窝！”
这场火，像根引线，点燃了整个上海的怒火。第二天一早，各国租界的报纸都登了消息，有的说“暴民纵火”，有的骂“支那人野蛮”，但更多的中国人，却在茶馆酒肆里悄悄传递着消息——“陈真的弟兄们动手了”。
刘振声看着报纸上的照片，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他知道这只是开始，从陈真扯碎“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木牌那天起，有些东西就已经不一样了。
半个月后，精武门重新挂上了匾额。新做的门板上还留着斧头劈过的痕迹，刘振声却没让漆匠填上，他说：“要让后人看看，咱们是从血里爬起来的。”
开张那天，来了很多人。有拄着拐杖的老兵，有背着书包的学生，甚至还有几个穿着旗袍的女先生，说要学几招防身术。刘振声站在门口迎客，看见人群里有个熟悉的身影——是那天公园里被陈真救下的老汉，手里捧着个布包。
“刘师傅，”老汉打开布包，里面是块新做的木牌，上面刻着“精武精神”四个大字，“这是我连夜刻的，给精武门添个念想。”
刘振声接过木牌，指尖触到那些凹凸的刻痕，忽然想起陈真说过的话：“从今天起，这牌子我说了不算，但你们的拳头说了才算。”
他把木牌挂在门楣上，阳光照在上面，每个字都亮得晃眼。
日子一天天过去，精武门的弟子越来越多。刘振声教他们扎马步，教他们出拳，更教他们认字——他说，光有拳脚不行，还得有脑子，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打。
有学生来请教陈真的功夫，刘振声就把自己记得的招式画下来，一笔一划都带着郑重。“五师叔的拳，快、准、狠，”他指着图纸上的弧线，“但他最厉害的，不是拳头，是这股子气——宁折不弯的骨气。”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师父的冤案也渐渐有了眉目。那个送药的“医生”在码头被人堵住，打了一顿后全招了，说鸦片的事牵扯到好几个洋行大班，霍元甲的死，是他们怕事情败露下的毒手。学生们把供词印成传单，贴满了租界的电线杆，连巡捕房的墙上都没能幸免。
英国人想压下去，却发现越压传得越广。有记者偷偷采访精武门，把霍元甲的事写成连载，登在《申报》上；有商会的人联名上书，要求租界当局彻查；甚至连一些洋教士，都在教堂里说“杀害好人的人，上帝不会饶恕”。
三个月后，那个主使的英国人被调回了国，据说走的时候像条丧家之犬，连箱子都没敢装满。日本领事馆的翻译官被人发现死在黄浦江里，身上绑着块石头，上面写着“鸦片贩子之墓”。
只有铃木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有人说他回了日本，有人说他被仇家杀了，还有人说，他躲在租界的某个角落里，每天晚上都被陈真的影子吓醒。
民国三年的冬天来得早，第一场雪落下来时，刘振声带着几个师弟，悄悄挖出了陈真的遗体。冻土很难挖，他们轮流用镐头刨，手上磨出的血泡冻成了冰碴。
下葬那天，没有棺材，只有块简单的木碑，上面刻着“陈真之墓”。来送葬的人排了两里地，有精武门的弟子，有街上的街坊，还有些不认识的人，只是听说了他的事，特地赶来鞠个躬。
刘振声把那根檀木短棍插进坟前的土里，棍顶系着块红布，在风雪里飘得像团火。“五师弟，”他蹲下来，用手把雪扫开，“你看，现在没人敢说中国人是病夫了。你没做完的事，我们接着做；你没说的话，我们替你说。”
他站起身时，看见远处的地平线上，一轮红日正挣扎着冲破云层。雪地上的脚印歪歪扭扭，却一直通向远方，像无数双正在前行的脚。
很多年后，有人在香港的茶楼里，听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讲起这段往事。老者说，陈真其实没真的死，那天巡捕开的枪打偏了，他被渔民救走，后来去了南洋，教华人子弟练武。
也有人说，他去了美国，在旧金山的唐人街开了家武馆，门口挂着块牌子，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狗除外”。
还有人说，他根本就没死，只是换了个名字，继续在江湖上行走，看见不平事就出手，看见欺负中国人的就打，活成了个传说。
但不管哪种说法，有件事是肯定的——从陈真扯碎那块木牌，踢翻虹口道场的那天起，中国人的腰杆，就一点点挺直了。就像精武门门楣上那块“精武精神”的木牌，任凭风吹雨打，始终立在那里，亮得像永不熄灭的光。
而那个冬天，刘振声在陈真的坟前立了块新碑，上面刻着一句话：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雪落在碑上，很快就积了薄薄一层，却盖不住那字里行间的滚烫。远处的黄浦江上传来汽笛声，悠长而有力，像在回应着什么，又像在呼唤着什么。
民国五年的春天，上海终于褪去了连绵的阴雨。黄浦江畔的樱花落了满地，精武门的院子里，新栽的梧桐抽出了嫩绿的新芽。刘振声站在演武场中央，看着弟子们扎马步的身影，忽然想起两年前的那个清晨——陈真倒在血泊里时，也是这样一个樱花纷飞的日子。
“师父，您看我这招对不对？”一个虎头虎脑的少年出拳时露了破绽，刘振声伸手按住他的手腕，指尖触到少年掌心的厚茧。这孩子叫小石头，是陈真救下的那个黄包车夫的儿子，爹娘去年染了风寒走了，就来精武门当了学徒。
“出拳要沉肩，”刘振声握着他的拳头往回收，“像陈真师叔教的那样，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力从地起。”
小石头的眼睛亮起来：“就是那个一拳打趴十几个日本人的陈真师叔？”
“嗯。”刘振声望着墙角那根檀木短棍，棍身上的红布被风吹得猎猎作响。那是他从陈真坟前取回来的，如今成了精武门的信物，谁练得最刻苦，就能在每月初一亲手擦拭它。
这两年，上海变了很多。外滩公园的那块木牌早就没了踪影，据说去年有个留洋回来的学生，带着几百人硬生生闯进公园，英国人看着黑压压的人群，连屁都没敢放一个。虹口道场重建后，再也没人敢挂“东亚病夫”的匾额，路过的中国人啐口唾沫，里面的武士也只敢当没看见。
但刘振声知道，这些改变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记得那些深夜里，弟子们偷偷往日本人的仓库里扔火把；记得报童们冒着被打的风险，把揭露鸦片贸易的传单塞进每户人家的门缝；记得王婆带着街坊们，用扁担把前来挑衅的巡捕赶得抱头鼠窜。
这些人里，有识字的学生，有目不识丁的苦力，有穿西装的先生，也有裹小脚的妇人。他们或许不懂什么大道理，却都记得陈真站在公园门口说的那句话——“你们的拳头说了才算”。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这天傍晚，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跌跌撞撞闯进精武门。守门的弟子刚要拦，就被他抓住胳膊，嘶哑着喊：“我找刘振声！我知道铃木宽在哪！”
刘振声正在药房捣药，听见动静走出来。那乞丐抬起头，满脸污垢遮不住眼角的疤痕——是当年被铃木宽打断腿的三师弟！
“三师兄？”刘振声手里的药杵“当啷”落地，“你不是……”
“我没死！”三师弟的眼泪混着泥水流下来，“当年被日本人扔进黄浦江，是个打鱼的救了我。我在乡下养了两年伤，前几天在苏州河码头，看见铃木宽了！”
他说铃木宽没回日本，也没躲在租界，而是化名“木宽”，在码头当起了把头，靠着勾结巡捕欺压苦力过活。“他身边总跟着十几个打手，腰里还别着枪，我听见他跟人说，要找机会报复精武门！”
刘振声的指节瞬间捏紧。这两年他不是没想过找铃木宽，只是对方像泥鳅一样滑，如今既然知道了踪迹，就没理由再放过。
“师父的仇，陈真的仇，不能就这么算了。”二师兄不知何时站在门口，手里握着柄锈迹斑斑的短刀，是当年陈真用过的那把。
弟子们纷纷围上来，有的抄起长枪，有的握紧拳头，连小石头都举起了手里的木剑：“我也去！”
刘振声却摇了摇头。他看着窗外渐渐沉下去的夕阳，忽然想起陈真潜入虹口道场那晚，眼里的决绝与温柔。“报仇，不是要杀了他。”
他转身回房，取出一卷纸，上面是这两年收集的证据——铃木宽贩卖鸦片的账册、杀害码头工人的证词、勾结巡捕的书信，厚厚一沓，用红绳捆得整整齐齐。
“明天一早，我们去巡捕房。”刘振声把纸卷递给二师兄，“但不是去告状，是去让他们看着。”
第二天清晨，精武门的弟子们排着队往码头走。刘振声走在最前面，手里捧着霍元甲和陈真的牌位，二师兄举着那卷证据，后面跟着扛着木棍的弟子，还有闻讯赶来的街坊，浩浩荡荡几百人，把码头的石板路踩得咚咚作响。
铃木宽正在指挥苦力卸鸦片，看见黑压压的人群，吓得拔枪就想跑。但他刚举起枪，就被身后的苦力抱住了腰——是当年被他打断肋骨的阿福。
“铃木宽！你还认得我吗？”阿福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陈真兄弟没杀你，是想让你看看中国人站起来的样子！”
周围的苦力们纷纷放下手里的活，有的捡起地上的扁担，有的挡住去路，把铃木宽和他的打手围在中间。这些平日里任人打骂的汉子，此刻眼里的怒火，比黄浦江的浪头还要烈。
刘振声走上前，把牌位放在木箱上。霍元甲的照片里，眼神依旧刚毅；而陈真的牌位前，摆着半块风干的馒头，是从他坟里挖出来的，上面还留着牙印。
“师父，五师弟，”刘振声对着牌位深深鞠躬，“今天，我们替你们把公道讨回来了。”
他展开那些证据，一张张念出来。贩卖鸦片多少箱，害死多少人，收了日本人多少好处……每念一句，周围的骂声就高一分。铃木宽的脸从红变白，再变青，手里的枪“啪”地掉在地上。
巡捕们姗姗来迟，举着枪喊“都散开”，却被愤怒的人群逼得连连后退。一个老巡捕看着木箱上的牌位，忽然把枪收了起来——他是中国人，当年陈真在公园收拾日本人时，他就站在人群里。
“把他抓起来！”有人喊了一声，立刻有苦力冲上去，用麻绳把铃木宽捆得像粽子。他挣扎着哭喊，说自己是日本人，有领事保护，但没人理他——在几百双愤怒的眼睛面前，所谓的“领事保护”，连屁都不如。
刘振声没让弟子们打他，也没送他去巡捕房。他让人把铃木宽吊在码头的旗杆上，旁边挂着那些证据，让每个路过的人都看看，这个害死霍元甲、打伤陈真的凶手，如今是什么下场。
三天后，铃木宽被日本领事馆偷偷赎走，但听说回去就被剖腹了——在他们眼里，一个被中国人活捉的武士，活着比死了更丢人。而那些贩卖鸦片的洋行大班，也被各国领事馆召回，临走前还被上海的中国人扔了一路烂菜叶。
精武门的匾额重新漆过，在阳光下亮得耀眼。刘振声站在门楣下，看着来来往往的弟子，忽然明白师父和陈真要做的，从来不是报仇。
是唤醒。
唤醒那些跪着的人，让他们知道自己能站着；唤醒那些怕着的人，让他们知道拳头能说话；唤醒那些忘了自己是中国人的人，让他们记得黄皮肤下的血，是热的。
那年冬天，陈真的坟前立了块新碑。没有名字，只刻着八个字：
“精武精神，永照山河。”
来祭拜的人络绎不绝，有的放下一束花，有的献上一壶酒，有的只是默默站一会儿，对着墓碑深深鞠躬。有个穿军装的年轻人，在碑前敬了个军礼，他说自己要去北方打军阀，带着陈真的精神去。
小石头也跟着刘振声去了。他摸着冰冷的石碑，忽然问：“师父，陈真师叔真的死了吗？”
刘振声望着远处的黄浦江，江面上的汽笛声正穿透薄雾，像一声悠长的呐喊。他笑了笑，眼里闪着光：
“你看那江水，流了千百年，断过吗？
你看那太阳，落了又升起，灭过吗？
陈真这样的人，是死不了的。”
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两柄并立的剑。远处的精武门里，传来弟子们练武的喝喊声，一声比一声响亮，震得枝头的积雪簌簌落下，露出下面嫩绿的新芽。
那新芽，在寒风里微微颤抖，却倔强地，向着太阳的方向，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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