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又开始辗转问路，疲惫地挤上拥挤的公交车，下车后又走了很久，终于在一片工业区找到了上海机械七厂。厂区很大，机器轰鸣。她再次找到门卫，几乎是带着哭腔重复着董浩的名字，递上那张承载着她全部希望的照片。这次的门卫年轻些，他看了看照片，又看看邓亚梅焦急绝望的脸，犹豫了一下，说：“大娘，您别急。董浩……这个名字我好像有点印象，但不熟。这样，我帮您问问我们领导？您等等。”

邓亚梅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连连点头。门卫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个号码，低声说了几句。放下电话，他脸上带着一丝困惑：“大娘，我们领导说……这事儿有点复杂。您要找董浩？他让我们送您去边防管理局大院那边问问，说那边可能……更清楚些。”

“边防管理局？”邓亚梅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丈夫董浩，一个普通的工人，怎么会和边防扯上关系？门卫肯定地点点头：“没错，领导是这么交代的。您别怕，我帮您叫个三轮车送您过去。”邓亚梅脑子里一片混乱，机械地跟着门卫的安排，坐上了等在门口的三轮车。车轮碾过上海的街道，路边的景象从工厂的灰墙铁门渐渐变成了整齐的行道树和安静肃穆的院落围墙。她紧紧攥着包袱和那张照片，心跳得厉害，一种巨大的不安和莫名的预感笼罩着她。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三轮车在一个戒备森严的大院门口停下。门口持枪的卫兵站得笔直。邓亚梅下了车，三轮车夫似乎也感受到此地的气氛，收了钱后迅速离开了。她站在那威严的大门前，手心全是冷汗，脚步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她鼓起这辈子最大的勇气，走向站岗的卫兵。

“同志……我……我找人。”她的声音干涩发颤。

卫兵严肃地看着她：“找谁？有证件和介绍信吗？”

邓亚梅慌忙点点头头，一边展开介绍信，一边急切地解释：“我……我叫邓亚梅，从江东省枝江市来。我找董浩！他是我丈夫！”她手忙脚乱地从包袱里翻出那张小小的黑白全家福，颤抖着递过去，“这是他！这是我！这是我女儿！同志，我女儿得了重病，快不行了，求求你，让我找他……”

卫兵看了看介绍信，又接过照片仔细看了看，又审视着眼前这个衣着土气、神情凄惶绝望的农村妇女，眉头紧锁。他显然无法处理这样的情况，对着肩头的步话机低声说了几句。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干部制服的人从里面快步走了出来。卫兵把照片递给他，低声汇报了几句。那个管理局干部接过照片，目光锐利地扫过邓亚梅的脸，又低头仔细看了看照片，脸色变得异常凝重。他沉默了几秒钟，对邓亚梅说：“你跟我来。”

边防管理局干部带着邓亚梅走进戒备森严的大门，穿过宽阔整洁的庭院和安静的走廊，来到一栋独立小楼前。他示意邓亚梅在楼下稍等，自己拿着照片快步上了楼。邓亚梅站在空旷的楼前空地上，周围是肃穆的寂静，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她紧张得几乎能听到自己擂鼓般的心跳，眼睛死死盯着那扇紧闭的楼门，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终于，楼门开了。刚才那位干部陪着一位头发花白、身姿依旧挺拔的首长走了出来。首长看上去六十多岁，穿着笔挺的制服，神情威严中透着一种阅尽沧桑的沉静。他一步步走下台阶，目光如炬，径直落在邓亚梅身上。

那位引路的干部在首长耳边低语了几句，将那张小小的黑白照片递到了首长手中。

邓亚梅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张了张嘴，用尽全身力气，声音嘶哑地再次说出了自己来上海的目的和自己的情况”她的声音在空旷的院子里显得格外清晰，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和深入骨髓的绝望。

老首长接过照片。他布满岁月痕迹的手指轻轻抚过照片，最终停留在照片上那个襁褓中婴儿的笑容上。时间仿佛凝固了。他那双见过无数风浪、本该波澜不惊的眼睛，骤然间睁大了，瞳孔深处仿佛有惊涛骇浪在翻涌。他猛地抬起头，锐利如鹰隼的目光死死盯在邓亚梅那张写满风霜与焦虑的脸上，似乎要将她整个人穿透。

就在这一瞬间，他手里一直拿着的那个厚厚的蓝色硬皮笔记本，像是失去了所有支撑，“啪嗒”一声，直直地掉落在坚硬的水泥地上。沉闷的声响在寂静的院子里异常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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