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倒是董鹏飞表现得有些奇怪，主动跟他打招呼，说起一些内部消息，比如今天又抓了几个军统特务，期间有谁反抗被当街打死，又比如日本人的严刑拷打手段多厉害，蘸了水的鞭子打下去皮开肉绽，没几个人扛得住等等。

刘子魁现在风声鹤唳，听着这些心头一紧：“他跟我讲这个干嘛？难不成怀疑到我头上了？”

于是赶紧打岔说自己还有很多信要送，改天再听他细讲，一路小跑地走了。接下来的大半天时间他都疑神疑鬼的，总怀疑自己身后有特务跟着，七拐八绕用了好几种方法来甄别。

不过到了下午他就想通了，这半天纯粹是自己吓自己，如今他身份干净职业正当，手里一没情报二没违禁品，就算是被汉奸特务盯上又有什么好怕的？而且越是这样夹着尾巴，就越表现得心虚，反而容易引起怀疑。

他回邮局后开始跟人讨论时局，打听各种消息，工作的时候学着偷懒摸鱼混工钱，晚上喝酒吹牛跟工友们打成一片。

他还想好了，明天万一再见到董鹏飞的时候不能逃避，要像普通群众那样表现得很感兴趣，要拿一些假的不能再假的小道消息跟对方讨论，反正要表现得和以前一样！

然而接下来的两天时间他都没见着董鹏飞，只把报纸交给院门口的哨兵。这时候他还暗中松了口气，觉得自己可能躲过了特务的试探，可以像钱掌柜交代的那样，像一颗种子慢慢扎下根去。

他哪知道，王茂生埋下的种子也开始生根发芽了。董鹏飞在得知王茂生被关押审讯后就陷入了自我怀疑：“难道这人不是个大汉奸？要不然这次因为一个烟盒揪出那么多抗日分子，木村课长应该重赏奖励他，而不是关起来审问。”

联想到王茂生平时的表现和给他灌输的那些抗日主张和道理，他忽然越想越不对劲，连夜起床到王茂生住的房间一通翻找。

一同值守的特务问他在干什么，他毫不避讳地说找找有没有证据交给日本人。同伴骂他想立功表现想疯了，便不再理会。

而董鹏飞还真就在挂在墙上的旧衣服口袋里找到了烟盒。也不怪王茂生藏得不严，而是他被带走得太突然，只来得及借口换件衣服，把一直贴身保管的东西转移到这衣服口袋里。

如果是以前，董鹏飞很难对这烟盒起疑心，可自从他得知城内闹出这么大动静就是因为一个烟盒，自然要认真查看一番。

他把那些卷成圆柱的烟拿出来，看到上面的墨迹就知道大有问题，再轻轻舒展开纸片，倒掉少之又少的烟丝，他就看到了王茂生在新华院的采访笔记。

他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一瞬间就明白了王茂生的心思。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是两条路，告发王茂生去日本人那里邀功领赏，或者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把烟盒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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